自從改革開放之初一直到90年代，廣州一度是全國焦點，然後，後發的上海北京趕上，廣州已很久沒有成為中國城市的焦點。而這個未來廣州場景，對2010亞運的宣傳及城市改造，又把廣州帶回視線。這個時候，從外表上，廣州當然不最可愛——典型的盛事前趕工時期，地鐵、大型商場、酒店工程此起彼落，做成堵車、噪音，各種聲音空氣感官污染。但你可以想像改造後的這個城市，將來她可會是香港最陌生的近親。因為香港向來習慣從廣州尋找的是過去而非未來。當年我們跟阿爸阿媽到廣州是省親，從佛山祖廟到葉問是尋找香港武術風的根源。到八和回味粵劇的真味。到茶樓一盅兩件，到西關大騎樓肯定老香港灣仔以至上海街的記憶。廣州，或更廣含意義上的廣東文化，感覺上就是上一代的，是過去的。因而「最後的廣東」落於香港的說法，可是建基於一個假設﹕最原裝風味的廣式文化（嶺南文化），經過歷史發展，主要體現於廣東話、俗語、功夫、點心、廣東菜、湯水、涼茶等集大成並輸出（至海外）、保留於香港，香港變成一個廣式文化發展的終站。最明顯是功夫的流傳，由佛山到香港經李小龍外輸，飲食文化亦經港人移民在海外發揚，王老吉也是一個本來經營不善的廣州品牌經港式營運包裝改革才再宏揚。

廣州 不止於過去

於是，大廣東的疑問，在追溯根源層面，是確認了一種泛廣東的文化認同，餘下的問題是﹕這種種的親和密切，將來可帶我們到哪？

當說港穗一小時生活圈，當暢想西九開啟後一車又一車的廣東朋友到港消費看節目展覽，不要忘記那列車也是雙向的。當西九未成，廣州珠江新城那邊的歌劇院博物館卻早早完工了，陳奕迅會在廣州的新地標樓頂的摩天輪上唱《幸福摩天輪》，而非再面向維港。但這對於普通人而言，卻不是一問題——出問題的是政府的搶客大計——因為對於港人或廣人而言，生活圈擴大只意味更多可能性，真正回到省港澳原本就非常密切的年代。上世紀1949年以前，省港的交流比我們現在想像的方便普遍得多，很多商人學生名伶都是經常省港兩邊跑，出入境限制也不嚴格，形成一個相對豐盛的省港文化共同體。比起上海北京成都，廣東文化沒障礙，可作為新一代港人的試腳點——我不是說傳統的北上打工，因為要有新的概念﹕廣州一點也不北，要全新理解為地理上的香港生活圈一部分，它不過是比新界深圳北些少，但不是文化上的北方。

而且我說的也不一定是打工，而是生活。新型建築看到城市的野心，但更多微小的變化是通過小空間用途的演變來印證。譬如重返廣州，我發現突然多了許多不同的文化空間，是有心人組成的演出創庫，藝廊，酒吧，又或是一整棟舊樓改建成的生活文化結聚地。如最近的話題作北京路225號，五層樓單棟在鬧市形成一極大對比，廣州好像從未出現過這種場館，集花店、展覽空間、書店、精品店、咖啡室於一體。資本的運作模式是一樣的，都可通過商家拼購營運，但呈現方式則可有更多不同方向。譬如225本是女性成衣品牌「歌莉婭」的理想玩意，大廈是一棟1948年的建築，曾作貿易公司，甚至艷芳照相館，但現改建後卻不作showroom，而是展示地道的廣州文化產物與新消費選擇。另一個「例外」品牌的服裝店則常常連帶書店，你幾何見香港的服裝店會給書本如此般的重視？同一種資本流的營運，但當落實到店舖經營理想上，廣州的新風氣，卻提醒我們擺設及定位風格上也可有不同的可能性。城市發展顯眼的固然是龐大的新浮誇地標，但最重要的還是看街頭巷尾的活力。

新廣州在建設新天際線的同時，似乎有了新的生活想像，回歸到一種活力城市的真正多元可能性。是通過政府行為、商業拼購、有心的改造、有多元空間的重疊混搭、不同生意人創意人的參與，嘗試尋求一次廣州的文化復興。